美中贸易战的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讽刺是，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BMW)和戴姆勒(Daimler)可能最终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最大输家。

在两个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在共和党的州进行数十年投资之后，按出口价值计算为美国最大的两家汽车出口商可能受到最大伤害。

如果中国将报复美国总统政策的威胁付诸实施，宝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和戴姆勒旗下梅赛德斯(Mercedes)在阿拉巴马州的工厂——按价值计算为美国最大的两家汽车出口商——生产的运动型多功能车(SUV)从7月6日起将面临40%的高额关税。

相反，中国提高关税对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影响不大。

对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来说，中国市场极其重要，但它们在中国销售的汽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二者都与中国公司组建了业务兴旺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满足了中国市场对这两个品牌的大部分需求。

令贸易战后果复杂化的是，戴姆勒和宝马的德国同行保时捷(Porsche)和奥迪(Audi)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因为从欧洲出口到中国的汽车将只面临15%的关税。

大众(Volkswagen)的运动和豪华车型没有在美国生产。保时捷卡宴(Cayenne)、奥迪Q7都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生产。斯洛伐克的人均汽车产量比全球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董事杨菁指出，新的壁垒将使在美国设厂的品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北京方面威胁采用这些进口壁垒来反制特朗普为缩小贸易失衡规模而宣布的针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

美中针锋相对，第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戴姆勒周三发布了盈利预警，引发投资者争相抛售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股票。虽然宝马确认了公司的盈利前景，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师哈拉尔德•亨德里克斯(Harald Hendrikse)警告说，宝马从美国的出口也可能受到影响。

戴姆勒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自1997年以来已生产300多万辆汽车。去年，该厂向中国出口了大约6万辆豪华SUV。宝马去年从美国向中国出口6.4万辆SUV。在过去25年里，宝马累计投资90亿美元将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Spartanburg)的工厂建设成为其在全球最大的工厂。

惠誉的数据显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个德国品牌的贡献，美国去年对中国的汽车贸易实现116亿美元顺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美国在汽车贸易方面实现顺差的唯一一个大型市场，”杰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师菲利普•霍乔斯(Philippe Houchois)说。“进口关税可能促使德国（汽车制造商）增加在中国的产量，使美国出口和就业面临风险。”

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微不足道”，惠誉说。今年第一季度，通用汽车在全球销售了近30万辆汽车，但通用汽车每年从美国销往中国的汽车只有几百辆。惠誉表示，“福特从美国销往中国的汽车数量——主要是林肯(Lincoln)车型——在其去年120万辆的在华销量中仅占6%。”

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发起的贸易战的又一个意外牺牲品。欧盟表示将对一些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这家标志性的美国摩托车制造商的产品。若果真如此，这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威斯康辛等地区获得的政治支持。威斯康辛是2016年大选中一个关键的摇摆州，也是这家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的风险也不会很大。惠誉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向美国出口汽车5.3万辆——仅占中国汽车产量的0.2%。

该评级机构表示，特朗普通过对中国增加投资壁垒来保护知识产权的计划“可能在更长期内带来更大的挑战”。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它战略来提高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力，比如在欧洲投资或加强国内研发能力”。

这种应对方式将与美国总统宣称要实现的目标——鼓励在美国国内生产和阻止外包——背道而驰。

来自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易专家称，特朗普的意图“令人困惑”。

“有些国家利用关税和保护措施来培育强大的汽车产业——比如韩国、日本或中国——待其汽车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后，这些国家都降低了壁垒，”他说。“这种做法很有效。但特朗普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选了一个高度发达、成熟的产业，然后对该行业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样做能创造就业。”